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（2/4）

长安县负责军事工作。12月,他奉命去华县高塘镇,化名王拯民,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军事教练,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,负责军事工作兼军事部长。

在高塘,乔国桢和民团团长、共产党员赵锡琰(即赵和民)一起,严格地抓军事操练,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。这期间,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,打击土豪劣绅,缴获不少枪支弹药,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,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。

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。1928

年2月,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,委任恶霸王文凤、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,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。

3月7日,乔国桢巧施妙计,召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、六七百名徒手农民和二百余名学生集会,欢迎“新团总”。大会开始后,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、姬两人捆绑,押上台斗争。群众质问:“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?”王文凤装死,姬捷三被吓呆,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。乔国桢见目的已达到,贯彻县委决定,劝住群众,把王、姬押送县城处置。1许权中,陕西临潼人,中共早期党员,时任旅长,1943年12月被杀害。

段紫光恼羞成怒,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。3月8日,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个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、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。由于民团早有防备,敌人扑了个空;乔国桢携带手枪,机智脱险,来到钟金耀(即钟师统)家中隐蔽。当晚,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、赵锡琰商量对策,决定以钟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,继续开展斗争。敌人在袭击高塘学校时,抓走李维俊校长,杀害于西安北稍门。

几天后,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带50多人进驻高塘。他神气十足地住进敬胜隆号,妄图打击农民武装。乔国桢前往县委送信,路经南庞家园附近再次被捕。他被带到李镇山面前,有人要他跪下,他怒目而视地说:“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?要杀就杀,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口头求饶的道理!”李镇山想缓和气氛,连忙说:“我和你们不结仇!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,我想和他见面谈一谈!决无他意。”乔国桢说:“你不是已经看到信了吗?他调50支手枪来,不就是为了见面吗?你等着看,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!”李镇山想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,于是过了两天就下令放了乔国桢。

不久,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乔国桢去中共洛南县特支工作,任特支宣传,并负责农运、军运工作。当时许权中旅长率部暂栖李虎臣部,被编入新编第三旅,在洛南整训。

1928年5月,李虎臣联合陕军,再次掀起反冯玉祥战争,命令许权中旅主攻潼关县城,并派兵包围西安。当时,陕西省委正筹划渭华暴动。乔国桢被派往许权中旅任连长。当部队激战在潼关北山时,刘志丹、唐澍接到省委命令,率部分人员赶往渭华暴动。乔国桢率一个营的兵力,急行军赶到,参加渭华起义,参加地方党组织举行的欢迎大会,在高塘镇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,唐澎任总司令、刘继曾任政治委员、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。革命军分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、赤卫队,乔国桢任中队长,并任中队党的书记。由于敌众我寡,敌人派重兵围剿,唐澍、薛自爽等人牺牲,起义遭受重大挫折。

1928年7月,渭华起义失败。乔国桢奉命化装脱险到达天津,找到党组织,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、平绥铁路秘密交通。1929年1月,乔国桢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陉县委书记,在横西矿当矿工,发动组织工人运动。

1929年6月,乔国桢改任唐山市委委员兼组织,负责工运、军运工作。乔国桢到唐山林西矿、赵各庄开展工运工作,化名高成,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,白天下矿劳动,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。一天,他从矿井刚上来,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,脸也顾不得洗,马上赶到现场,挺身而出,驳得对方哑口无言。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,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,提出应由工人查账,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,得到工人们的拥护。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,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。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,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,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。

1929年11月,乔国桢在南岭工房十三号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纪念十月革命会议,被敌人发觉,第三次被捕,押送唐山,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。乔国桢化名焦复生,据理坚持斗争,七天后的一个深夜,乘敌人警戒松弛,机智翻墙脱险,但双腿跌伤,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,回到天津。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,半个月后被派到天津下边区(即纱厂区)任区委书记,不久又调任天津市总工会书记、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。

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,河东、河北、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,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。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,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,乔国桢则住在租界,不论去机关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,往返都有30里路程。他有时坐人力车,有时手中没钱,拄着拐杖步行,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。因经费奇缺,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,有时身无分文,饿着肚子奔忙。工作做完了,才找到周铁忠,请她熬点稀饭喝。战友们关心他,他说:“我饿点不要紧,我的工作比你们轻,你们要下车间干活,饿了是不行的啊!”

当时,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,错误估计革命形势,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,准备在全国举行总暴动。省委也布置“五一”节发动游行示威、飞行集会、罢工罢课。乔国桢与张明远交换看法。乔国桢认为敌人强大,群众工作薄弱,在天津不具备举行罢工和暴动的条件,应扎实做好基层群众工作。但他从组织原则上,还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有关决定。

乔国桢派周铁忠1到宝成纱厂工作,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。有天晚上,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,无法回市区,在叫

1周铁忠,中共党员,乔国桢的爱人。早年投入长沙学生运动,加入北伐军,参加过南昌起义、海陆丰暴动。在天津,当过北方局交通,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,表现坚强不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天津市纺织工业局工作,曾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。

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,被巡捕发觉。一刹那,警笛直鸣,情况危急。乔国桢急中生智,打开周铁忠的家门,躲避追捕,才化险为夷。第二天早晨,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,觉得奇怪。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,周铁忠深为感动,决定与乔国桢结为革命伴侣。他们结婚后,在郑庄子的海河对面小刘庄,找了一间房子,既是秘密住处,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。三星期后,周铁忠不幸被捕。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,一边坚持斗争,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。

1930年4月29日,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三十二号开会时,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,关押在天津巡捕局。他化名高子香,一身农民打扮,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:“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。”敌人严刑拷问,他始终不改口供。敌人无奈,按政治嫌疑犯,判他有期徒刑一年,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。

当时,三监已有中共秘密支部,书记是傅茂公(彭真),委员有郭宗鉴、詹大权、叶玉文、卢福坦(狱中名韩振明)。乔国桢入狱后,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。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,有人提出“夺取武装,暴动出狱”的冒险主张,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,“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”。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,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。他利用放风的机会,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:“监狱外边还有高墙,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。我们党员是战斗员,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。”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,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,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,得以贯彻落实。

5月30日,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、去掉脚镣、白天放风、改善医疗条件、允许购书、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,催促狱方答复。中共三监支部提出: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,就进行绝食斗争,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:不许单独复食,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,不许乱喊乱闹,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。接着,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,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,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。

6月中旬,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。噩耗传开,同志们异常气愤。党支部因势利导,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,尽快答应八项要求;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,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,才能生存下去;并决定绝食一餐,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。十多天过去了,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,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。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,分寄中外通讯社、报馆和部分大学,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。

绝食的第一天,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,将傅茂公、叶玉文、李运昌、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,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。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,击破敌人的阴谋。乔国桢利用上厕所、打水等机会,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,鼓励大家坚持斗争。

敌人的阴谋被挫败,绝食斗争坚持进行。第五天,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,天津市主薄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,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,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,并征求他们的意见。经过争执,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。傅茂公等听了汇报,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,可以复食。随之,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。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,政治犯去掉了脚镣,吃到了细粮和蔬菜;白天牢门不关,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,做操,跑步;家属探望次数增加,报刊、书籍检查放宽。

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,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,乔国桢任书记,张明远(高子林)、金城、刘慎之(刘振邦)等为干事。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,要求大家提高警惕,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,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,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,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,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。

9月初,监狱长更换,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。16日,共产党员张宗信,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,惨死狱中。政治犯悲愤交加,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,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,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,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。17日晨,牢房门不开,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,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。

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,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,提出:“反对监狱虐待”、“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”等要求;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,并投稿《大公报》,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。敌人阴谋败露,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,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,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。

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,设立政治理论、文化、外文组,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,选读马列著作,学习文化知识;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。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,进行简易军事操练。党支部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,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。乔国桢强调团结全体政治犯,如反阎(锡山)派、黄色工会小头目、搞保皇复辟活动的“龙虎军”等,共同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。他严肃批评脱离实际、主张开始作各种准备工作、创造越狱条件的盲动思潮,以统一思想,善于斗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