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（3/4）

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,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,组织“中央非研讨组员会”。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“第二省委”,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。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,做出坚决不承认“第二省委”、要求立即解散“第二省委”的决议。乔国桢秘密写了一份报告,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。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,表扬第三监狱党支部做得好。出狱后,有人拉他支持“第二省委”,他毫不留情地批评,同时做细致的工作,使部分同志认识错误,离开“第二省委”,回到党的怀抱,投入新的战斗。

在狱中,乔国桢饥病交加,瘦得皮包骨头。敌人为报复他,把他和有肺病的人关押在一起,染上了肺病。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,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铅笔画———列宁像。说:“你们看,列宁活啦!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!”

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感动着每一个难友。大家看他个子高,脸黑,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,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—“大黑塔”,意思是黑夜的灯塔。他的斗争精神和领导艺术,他的斗争经验和灵活作风,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和启迪。

(三)

1931年5月15日,乔国桢刑满出狱,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任务。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,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内蒙古工作。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、准备出发时,党内出现叛徒,使省委、省军委、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,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、乔国桢、刘澜涛、杨献珍、张友清、赵镈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。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,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。

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。审讯时,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,廖划平(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)等新叛徒在旁作证,并施用“指以劝降”、“严刑拷打”、“枪毙恐吓”三项法西斯手段,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。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,怒斥叛徒。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,用杠子压腿肚子,他仍坚贞不屈。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,他视死如归,面不改色,始终坚不吐实。

不久,宪兵司令部对60多位难友判了重刑,有的甚至判了死刑。乔国桢被押上卡车,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,与薄一波、刘澜涛、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。在这里,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,趁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,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;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份、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,全部翻供;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,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,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。经过机智的“翻供”斗争,不少同志减了刑。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,被送到草岚子监狱服刑。

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,卫生条件极差,饮食极坏。乔国桢戴几斤重的脚镣,被折磨得肺病复发,由于得不到医治,病情一天天加重。监狱长怕肺病传染,更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,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,条件是随叫随到。

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,乔国桢先到北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诊治。他的肺病已是晚期,医院拒绝收留;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,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。养病期间,乔国桢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,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。1932年11月,乔国桢病稍好,被派往上海中央。后病又大发,被中央送往济总养病和浏河惠中医院疗养。终因上海党中央组织遭破坏,又回北平。1933年,当他得知杨虎城大统领有意让南汉宸从樱花国回国的情况后,让赵和民写信给南汉宸,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。南汉宸回国后,乔国桢专程拜访,商量讨论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。1934年8月,乔国桢病情好转,河北省委移到天津。北平市委遭破坏,他组织几位同志,督促他们筹建市委;10月,市委成立,他把市委工作介绍给河北省委,为北平市委重建做出贡献。

1935年5月22日,北平市委再次遭破坏。宪兵在香山四王府南鲍家窑(又名丁家花园)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,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。6月20日,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,派一名巡官和两名巡捕日夜看守。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,两名巡捕正在酣睡,乔国桢在病友蒙仲穆的协助下,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。他身体虚弱,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,到玉泉山已经筋疲力尽,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,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。他在村中雇了一头驴,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。适值学校放暑假,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,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,新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。他心急如焚,病友给的五元钱花完了,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,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。但省委已经搬迁,暗语变更,仍未如愿,只好返回北平。

北平不能久留。乔国桢考虑再三,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,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,乘火车到西安,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,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。他喜出望外,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,向军委留沪办事处做了汇报,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。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,他在西安南五台山休养。

11月,上海来信,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。不料,抵天津刚下火车,因疲劳过度,肺病再次复发,大口吐血,昏迷一整夜不醒。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,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。

1937年6月,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,要求留丈夫身边照料。乔国桢说:“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。我患肺病,会传染的,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。”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,便嗔怪道:“革命人掉泪不怕羞”。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,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,却总是说:“革命胜利再谈吧!”

7月7日卢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爆发。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,抱病投入救亡运动。他听说东北大学的学生找不到出路,民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坐着哭。他躺在床上想办法,让周铁忠到民国大学、中国大学、朝阳大学等大学做工作,鼓励他们化装离开北平,到山西和陕西。那些大学生认为乔国桢讲的话是良药,给他们指明了道路,纷纷离开北平。听了周铁忠的报告,他每天八九点都统计离开北平的人数,精心为抗战和党的事业做了力所能及的输送青年工作。北平沦陷后,樱花国巡捕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,北平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。他们和胡锡奎绕道天津、青岛、济南、徐州,于10月抵达西安。经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(简称西安“八办”)接上组织关系后,他的肺病又犯,吐血,经组织安排,先住院治疗。10月20日由周铁忠陪同,乔国桢去南五台寺庙养病。到了南五台,他吩咐给周铁忠另找地方住,他对周铁忠说:“大姐,我们要看长远,现在组织上给我养病,我不下决心休养,我俩同住一屋会影响我的休息,你能不爱护我吗?”从此,乔国桢不叫,周铁忠不能进他的房间。后来,组织上决定乔国桢到苏国治病,先到延安办手续。由于周铁忠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接上,她不能陪乔国桢到延安。夫妻又要分离,周铁忠掉了眼泪,乔国桢表示:“顶多两年来接你们母子。”周铁忠说:“你共产党员要言行一致。”乔回答说:“有孩子就有你。”乔接着说:“共产党员,就是烧成了灰,也仍然是共产党员。”“我担心的不是你的组织问题,就是现在我不能帮助你,怕你把孩子丢了!”周铁忠实践诺言,她怀孕后,住在南县弟弟家,生了儿子乔石。在抗日战争中带着儿女转移到湘西,找了份教师工作养家糊口,抗战胜利后回到南县。1949年8月南县解放,周铁忠参加革命工作,把乔国桢烈士的子女交给湖南省委组织部,再转交中央组织部,由组织抚养送他们上大学,毕业后安排工作,现都从大学离退休,其子女分布在国内外。周铁忠在邓颖超、薄一波、安子文、帅孟奇的关心下,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,1952年重新入党。根据她的要求,被安排到天津华北纺织工业管理局(后为天津市纺织工业管理局)人事处工作,曾担任政协天津市委特邀委员。

经西安“八办”处长伍云甫安排,乔国桢于1938年3月2日启程,3月5日晚到达延安。3月24日,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,汇报“我在党的履历、病情、近来传说我的几件事情、我的要求和xxx的事”五个方面情况。他要求党中央审查他的历史,并要求送他到苏国医治肺病,以便“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。”

在延安期间,乔国桢于1938年初夏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医务所治疗肺病。1939年春,乔国桢乘坐苏国运输机来到迪化(即后来的乌鲁木齐),住在羊毛湖招待所。

1939年8月,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,住在莫斯科南30公里的“苦极乐”松林别墅疗养。不久,他在莫斯科医院做了左肺切除2/3的手术。1940年,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,身体恢复较快。他每天坚持学习,坚持走路,开始不超过医生规定的一公里,后来逐渐超过一公里。

1941年春,乔国桢与杨之华(瞿秋白夫人)、苏兆征夫人、瞿独伊等从苏国回国,回到迪化(乌鲁木齐)。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,马明方、张子意、乔国桢、李握如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,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,决定他们留在疆域,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。

1942年9月17日,疆域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,假造罪名,以“督办请谈话”为名,把陈潭秋、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;乔国桢、张子意、马明方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一个临时“招待所”。他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整风学习和革命气节教育。陈潭秋让乔国桢、李宗林等同志介绍监狱情况、斗争经验和注意事项。他说:“时间是宝贵的,我们只要活着,就应该学习和战斗。自己上进心的软弱,就是对敌人的松懈。敌人喜欢疲疲沓沓,消极萎糜。大家要增强斗志,坚定信心,准备迎接任何考验。”

1943年4月11日下午,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,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,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,关进疆域第一监狱。由于与敌人搏斗再加上遇到冷空气刺激,乔国桢的肺病犯了,大口大口吐血。在难友的要求下,行李被送来了,有了铺盖,略为暖和一些。

入狱第二天,乔国桢和杨南桂、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,李握如任党小组长;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:“坚持党性,遵守立场,保养身体,努力学习。”

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,再三要求狱方将他“隔离关押”。他对同志们说:“我的病重,又是传染病。你们都年轻,不能传染给你们。”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,后又关在养病室,其名曰:“养病室”,实际是摧残室。四五个病号关在一起,没有医生,没有药品,唯一的好处,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,与一、二、四、五监和女监联络。为此,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,指挥监狱斗争。

乔国桢坚决支持同志们进行的“百子一条心,集体回延安”的斗争,并做了不少秘密工作。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,秘密写了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,经养病室的同志阅改后,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,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、策略和方法。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:“时间是宝贵的,我只要活着,就应当学习、战斗。”1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,将报纸资料剪集下来,秘密传到别的牢房,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,以鼓舞斗志。

1945年春,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,食欲大减,身瘦如柴,终日咳嗽不止,说一句话都得换几口气。他对难友李宗林说:“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。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,得了肺病,现在,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。我只希望早一点死,少受一点罪。我反省一生,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。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,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!”2

根据组织安排,李握如住进养病室,照顾乔国桢,此时,他吃饭靠人喂,大小便不能自理,已奄奄一息了。三个月后,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,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:“我不行了,监狱生活这么长,请转告同志们:一定要坚持斗争,胜利回延安。”

李握如回到牢房,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。难友刘护平听后,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。党组织同意后,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,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。

1《活着就应该战斗》,1983年9月27日《疆域日报》。

2李宗林:《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》,1946年8月6日延安《解放日报》。